例如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内涵是公民有请求国家不得干涉其言论的自由，如果将此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公民）、权利内容（不得干涉其言论）和权利客体（国家）剥离，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言论自由应予保障的价值。
下位法在上位法的授权范围内对内容享有形成自由。如果一个规范体系的效力基础和效力内容都是从基础规范中推导而来，这就是一个静态的规范体系。
由此出发，梅克尔认为，在一个法律秩序中的不同法律形式之间存在一个派生关系，如果一个形式构成了另一个形式产生和生效的前提，那么可以说这个形式构成了另一个形式的条件。所以，废止规范无法单独生效，只能与它想要废止的规范一起生效，它属于非独立规范。[31]参见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0卷第5期（2001年），第1-31页。（二）法律位阶中的位阶 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规范位阶和效力位阶，认为效力位阶意味着规范的效力有高低之分，有强弱不同，效力强的法律就必须遵守，效力弱的法律就可以不那么遵守。人应当爱同胞的规范可以再追溯到更一般的规范，比如人应当保持宇宙和谐。
[21] 由此可见，具体化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法制定意义上的具体化，比如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具体化。因此，形式的区别是对法律语句进行分组的手段。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者：陈祥健、陈荣文，分别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进入专题： 传统文化 法律文化 。
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
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
两部基本法贯彻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并为港澳地区以和平方式回归祖国和保持繁荣、稳定发展提供了宪制保障。1987年中葡两国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许崇德教授敏锐地发现这些客观实践的发展为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
针对这一局面，1993年中英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收效甚微，香港的平稳过渡遇到障碍。（4）在法律制度方面，港澳原有的法律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他认为，官方和民间的机构应积极组织演讲会、研讨会、报告会等学习活动。因此，许崇德教授认为，一国两制是我们党和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党经过长期的认真思考而作出的决策，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伟大战略方针，绝非政治手段权宜之计。
同时，《宪法》第5条又明确要求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所以，如果基本法允许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其应该是违宪的。第三，联邦论把台湾地区当成一个国家，呼应了某些西方的反动势力所呼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谬论，它是极端有害的。作为杰出法学家，许崇德教授非常关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高等教育建设，他认为，高等学校在教学中有必要使受教育者更多地了解祖国，掌握祖国的历史和现状，熟悉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但是，特别行政区本身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按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构成来说，它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一级地方政权。
第十，一国两制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基本法的内容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必要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许崇德教授系统地论述了基本法解释权的宪法基础、规范依据与解释机制。许崇德教授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真诚，以其学者的责任与使命为基本法理论和实践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始终秉持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去维护基本法的信念，奔走于港澳与内地之间，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阐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积极促进港澳与内地的法学交流，使两地居民了解彼此施行的法律制度。从政策的提出背景看，一国两制提出之际，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需要政治稳定，需要调动全国人民和各级地方的积极性。
